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古代美酒大全
- 2、明朝写意花鸟的特点是什么
- 3、跪求古文翻译～ 急 ！！！
- 4、过年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古代美酒大全
屠苏、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竹叶青、金茎露、太禧白、猴儿酿……
汉武帝宫中有九丹金液、紫红华英、太清红云之浆，浆属于淡酒。兰生酒是汉宫中的名酒。百末旨酒是采百草花末杂于酒中，旨，美也。马酒即是马乳，马乳也有酒的味道，多饮也会醉。汉时西域大宛国用葡萄造的酒，被带人中原，深受帝王们的喜爱，视为珍品。汉武帝就以葡萄酒迎接西王母的降临。魏文帝曹丕曾对群臣说：“葡萄酿以为酒，过之流涎咽唾，况亲饮之?”葡萄酒较之中原的米酒，味道甘甜还容易使人醉，所以曹丕又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米，善醉。”
南北朝时，有蒲桃酒、千里酒、桑落酒、缥醪酒、河东酒、菊花酒。其中桑落酒和菊花酒是用桑叶和菊花加进酒浆中酿制的，或说桑落酒是桑叶落时取井水酿制的。缥醪酒则是精酿酒。唐人喜欢用“春”字为酒取名，当时有富水春、若下春、土窟春、石冻春、松醪春、竹叶春、梨花春、罗浮春、瓮头春、曲米春、抛青春。绍兴造的酒，名蓬莱春酒。
魏徵征有造酒的手艺，他所造的酒以滤渌、翠涛两种最为珍奇，将上述酒置于罐中贮藏，十年不会腐坏。唐太宗非常欣赏魏徵的酒，题了一首诗赐给魏徵：“蠕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玉薤是隋炀帝时宫中的名酒。唐太宗的诗作得不甚有韵味，但说明了唐人的造酒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以往的米酒，酒精含量不高，一般是现酿现饮，不易长久贮存，魏徵造的酒显然是酒精含量高，容易醉人且能贮存长久。葡萄(亦写做蒲桃)酒也较中原的米酒贮存时间长，有较高的酒精含量和甜度。西域人造葡萄酒始终是拿手的。五代时，于阗能用葡萄造出紫酒、青酒，其味尤美，大概就是红、白葡萄酒。
光禄寺下设良醒署，隋唐至明清一贯。良醒署负责酿造和供应祭祀用的酒以及进贡宫廷饮宴用的酒。进贡宫廷的有酴蘸、桑落等酒。
唐宪宗时，李化酿制了一种酒，名叫换骨醪，不知用何法，宪宗将此酒视为上品。当晋国公平淮西之乱后回京时，宪宗将贮于金瓶上盖黄粑的换骨醪二斗，赐给晋国公。唐宪宗对仙术很是好奇，同时也喜欢奇异的酒，其宫中有乌弋山离国进献的龙膏酒，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
南唐时又有龙脑浆，为高级补晶，南唐元宗，李琼试图用酒调制龙脑浆，然后饮用，这时异人耿先生说：“未为佳也。”于是他用更高明的办法，制成了香气馥烈的龙脑酒。
北宋宫中有珍奇名酒鹿胎酒，皇帝在内廷饮宴时常饮此酒，某次宰相韩琦承恩到御榻前，接受了仁宗为他酌的一大杯鹿胎酒
南宋宫中名酒有蔷薇露，皇帝常将另一种酒——流香酒赐给大臣。
元代皇帝在宴席上常饮琼华汁、玉团春等酒“沉沉宫宴醉流霞”，流霞也是一种名酒。宫中还有枸杞酒，即用枸杞泡在酒中，枸杞酒被视为补酒。元仁宗曾将此酒赐给大臣察罕，说：“以益卿寿”。
明代宫中用酒不再由光禄寺提供，而是由宦官机构御酒房酿造。御酒房所造的酒有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竹叶青、金茎露、太禧白。崇祯帝喜饮金茎露、太禧白，称这两种酒为长春露、长春白。魏忠贤把持内廷时，常在宫外造酒，然后通过御茶房进献于皇帝，酒的名目很多，有金盘露、荷花蕊、佛手汤，君子汤、琼酥、天乳等。宫词中说：“但看御酒供来旨，录得嘉名百十余。
清代中国的造酒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许多声名遐迩的名酒均创于清代。但是清官中却有康熙皇帝的酒戒，康熙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所以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律己甚严，能够做到终生放弃饮酒之乐，但他的子孙对于饮酒的戒令并未认真执行，不过终清一代确实不曾有嗜酒的皇帝。
乾隆在位时，大臣张照曾献松苓酒方，乾隆命人按此方制酒，在山中觅古松，深挖至树根，将酒瓮开盖，埋在树根之下，使松根中的液体渐渐被酒吸人。一年以后挖出，酒色如琥珀，松苓酒便制成。乾隆皇帝经常有节制地饮用此酒。清人说，乾隆寿跻九旬，康庄日健，有松苓酒的作用。
光禄寺下属的良醒署为正式的酿酒部门，每年春秋两季取京西玉泉水酿酒。用糯米加豆、麦曲、花椒、酵母、箬竹叶、芝麻制成的玉泉旨酒，是皇帝日常的御用酒。乾隆皇帝每晚饮二两玉泉酒。嘉庆皇帝的酒量比其父要大，每天饮六七两酒为常事，遇节庆或兴致高时，可饮十四五两。较之历代豪饮的皇帝，嘉庆不能算为嗜酒。
古代风俗于正月初一饮屠苏酒，以驱除瘟疫。端午则饮雄黄酒，以驱除蛇虫等毒物。清官例于节前造上述酒。清宫屠苏酒，是将大黄、桔梗、白术、肉桂、乌头、菝葜研为细末，裹于布中密缝好，在腊月三十日中午悬人井内，距水面三尺，正月初一日子夜取出。将上述物品与木瓜酒、水糖面按剂量一同煎熬，经四五开，制成屠苏酒。雄黄酒则是将雄黄调入玉泉酒或太平春酒中制成。
菊花白酒、莲花白酒是清末宫中两大名酒，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而身价倍增。莲花白酒用昆明湖产的莲花配酒酿成，菊花白酒用滋补药材人酒中浸泡酿成。
明朝写意花鸟的特点是什么
希望对你有帮助〔1〕明代初期的花鸟画：宋元余韵
明代初期一般指洪武、永乐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此时的花鸟画最突出的表现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和宋代院体花鸟。最能代表两种画风的作家莫过于夏昶与边文进。
夏昶（1388-1470）乃被称为画竹“开山手”的王绂（1362—1416）的高足，以墨竹著称，时谚有“夏昶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谓。在永乐中举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故后人称之为夏昶太常、夏昶卿。他继承了元人传统，在其师萧散自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墨色苍润、洒脱自然的风貌。他的墨竹，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在表现风雨中飘舞之竹方面尤见功力。史称其竹“烟姿雨色，偃直浓疏，动合矩度，盖行家也”【4】，从其《奇石清风图》可看出其端倪。该图表现清风轻拂下摇曳偃仰之竹。作者用墨层次分明，笔势遒劲，系其同类作品之佳构。传其衣钵者有魏天骥、屈礿（一作约）、张益、张绪、吴巘、王仪、杨廷端、朱端、何乔福、乔昶、冯起震及婿虞瑛等。其中晚明冯起震（1553－1642年仍在）的《湘江新雨图》，仍然系墨竹，在承继夏氏的同时，也能有所创新。
曾于永乐至宣德初期授武英殿待诏的福建人边文进可称明初院体花鸟的代表，画史称其花果翎毛“妍丽生动，工致绝伦”【5】。他继承宋画院工笔重彩的传统，用笔精细，设色明艳，所绘《雪梅双鹤图》，工整细腻，双鹤施以白粉，梅干及花朵也细致精确，笔墨潇洒。边文进以画花鸟著称，尤以画鹤见长，该图堪称其代表作。其子楚芳、楚善、楚祥及外甥俞存胜、婿张克信等均能传其家学。
与边文进大致同时供奉内廷的缪辅的生平事迹一直史载阙如，从其传世的画作看，他曾供职于武英殿直锦衣镇抚，擅长画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鱼藻图》，上署“武英殿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钤“良佐”、“赴清光”二印，则他为江苏人，“良佐”则有可能为其别字或号。他所绘之鱼藻，多写硕大的锦鲤游弋于深水杂藻间，旁有各类小鱼作衬。锦鲤或跳跃，或昂首，或俯游……各尽其态。《鱼藻图》描写的便是其中锦鲤戏水一景，笔法仍然是两宋院体花鸟一路，工细别致而赋色浓丽。缪辅与其他宫廷画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在题材上的创新，他能别出心裁，将当时很少为人所关注的鱼藻类生物入图，而且能生动传神地再现锦鲤在水中的各种表现，实属难得。他的生平传记虽然不为人所知，但所绘之各类《鱼藻图》则在明宫廷绘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代初期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画家，那就是以画梅见称的陈宪章录。陈录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浙江会稽，工诗善画，论者将其画梅与同时的冰壶道人王谦（字牧之）相比，并谓“二家虽格意不同，宪章笔力，实过于谦”【6】。《推蓬春意图》系其传世作品中之鸿篇巨制，全用水墨写就，继承了元人如王冕、邹复雷等人的墨梅传统，所绘梅干及枝叶遒劲挺拔，古意盎然，梅花则情态各异，正如杨殿邦题诗所言：“万花飞动墨香迟，写遍南枝与北枝；仿佛罗浮人入梦，一双翠羽欲来时”。该图历经周右、徐世昌等递藏，名人题咏殆遍，实属不可多得之艺术佳构。
这一时期继承元人水墨传统的画家如王绂、姚绶、宫廷画家如周文靖、商喜、倪端、孙隆，浙派画家如戴进等也都擅长或兼擅花鸟。
〔2〕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院体与吴派主导、并存画坛
在中国画各科中，最能体现画家功底与笔力的莫过于花鸟画，同时，最能体现文人笔情墨趣和贯注思想情感的，也莫过于花鸟画。明代中期的花鸟画，在此两方面表现尤甚。
明中期的花鸟画集中体现在以宫廷画家林良、吕纪为代表的院体和以沈周、文征明及弟子陈道复为代表的“吴门派”，两种不同画风的交替并存是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要特色。
南海人林良（约1426-1493后）【7】是广东画史上较早蜚声于岭外的少数画家之一（前有唐朝的张询和南宋的白玉蟾），他一直供奉内廷，对广东画坛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花鸟，介于“写形”与“写意”之间，而以写意为工，开创了明代水墨写意花鸟之先河，画史称其“画著色花果翎毛，极其精巧，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并谓“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8】。他的传世画作，大多以水墨花鸟为主，如《柳塘翠羽图》，虽然该图之“翠羽”赋以淡色且兼工带写，但就整幅画的主流看仍然是水墨写意，垂柳及杂石已摆脱了当时工笔重彩的习气，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灌木集禽图》、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双鹰图》等均属此类，李梦阳有诗咏曰“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9】，也是指此类画而言。当然，工笔重彩的作品也有，比如《松鹤图》。但该图已在衬景的描写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水墨写意，如花草、松干等。林良在当时花鸟画坛独领风骚，博罗韩荣光称“岭南画史林指挥，断楮残缣此争宝”【10】，连后来以泼墨大写意著称的徐渭也说：“本朝花鸟谁高格，林良者仲吕纪伯”【11】。林良画艺影响既隆，传其艺者自然不乏其人，除了其子林郊外，刘巢云、余姚邵节、常熟瞿杲、江宁殷善等也均执于门下或私淑其艺，成就斐然，清代扬州画派的李鱓也宗法林良，而多得天趣。
与林良并称“南林北吕”、“林良吕纪，天下无比”的另一宫廷画家吕纪（约1439—1505年前）【12】是继林良之后的又一院体花鸟名家，他与林良最大的不同便是其画风仍然以工笔重彩为主，兼擅水墨写意花鸟，而林良正好相反。他初宗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受林良水墨写意影响，自出新意，遂形成赋色明艳、造型生动的艺术风格。相传他曾以绘画立意进谏而得孝宗所赞，画史称其“点染烟润，生意流动，有造化之妙”【13】，其《花鸟图》所绘锦鸡、小雀、翠竹等皆赋色生动，用笔细致，大类南宋院体派，堪称代表之作。吕纪亦擅山水，但不多见。
吕纪的画初时并不为人所知，以至于“凡纪所作，多假书良名”【14】，后来则青出于蓝，声名直盖林良，画史更称其花鸟“设色鲜丽，生意蔼然，为画流所宗”【15】。传其派者有其侄吕高、吕棠、吕远七，外甥叶双石，弟子肖增、刘俊、胡镇等，受其影响或私淑者有陆镒、车明舆、殷宏、郑石、朱端、童佩、罗素、殷善、殷偕、唐志尹等。其中叶双石，本以画山水知著，偶擅花鸟，其《松梅双鹄图》所绘翎毛、松石皆细致生动，设色明艳，能入其堂奥。
同时期的朱芝垝(?-1511)，本为明朝宗室，为三城康穆王，别署“三城王”，唐宪王之子，博通群经，精于绘事，其《竹鹤图》明显为院体一路，设色淡雅而笔致工细，殆受林良影响尤深。
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主要表现于花鸟，可以这样说，林良、吕纪的院画，代表了明代宫廷绘画的最高水平。
水墨花鸟尽管在元代已经初见端倪，但真正开启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的却是以沈周为首的吴门派。
沈周(1427-1509)并不以花鸟见长，他的山水画在明代画史上举足轻重，其写意花鸟同样意义非凡。他从南宋法常（牧溪）处得径，融入元人“墨戏”与淡设色，笔墨凝练而放逸。有论者认为沈周的花鸟画具有里程碑意义，提高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其开创之功甚巨，甚至认为在其之后，明清的所谓正派花鸟画皆在他的画风笼罩之下【16】。他的《荔枝白鹅图》并未署款，仅钤朱文方印“启南”，长期以来未受到垂注，后经徐邦达、刘九庵、启功等鉴定，从其画风定其真迹无疑。该图以没骨法画荔枝，施以淡色，白鹅兼工带写，风格秀雅，当为早年杰作。沈周晚年则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稳中求放，简洁清润。
吴门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文徵明(1470-1559)的花鸟画同样成就卓群。他曾师事沈周，受其影响，而以工致取胜，细秀处突过乃师。擅画山水、花鸟，书法亦自成一家。传世作品中山水、书法居多【17】，花鸟虽少，亦自不俗。《芙蓉图》可作为花鸟画风之代表。该图细致入微，与院体派最显著的不同便是，文氏融入了文人的笔墨情趣，并有题诗曰：“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转在中洲。美人唤隔盈盈水，落日还生渺渺愁。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思□驾兰桡去，满目烟波不自由”，将芙蓉拟人化，表现出一种文人所特有的雅人深致。后有彭年、文伯仁、王安鼎等三人题跋。
文征明传人甚众，能自立门户、独辟蹊径而成一代大家的有陈道复。
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的陈道复(1483-1544)擅画花鸟，兼工山水。写意花鸟出自沈、文而纵逸过之，水墨淋漓，兼用淡色而妙趣天成。论者谓其“一半花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18】，可谓得其笔墨三昧。《牡丹绣球图》和《栀子花图》代表其基本画风。前者设色淡雅，随意点染，不假修饰，作者并有题诗曰：“春事时正殷，庭墀斗红紫；弄笔写花真，聊尔得形似”，极尽文人墨趣；后者纯以水墨晕染，兼钩代写。两图分别代表了他的两种不同花鸟画风。
陈道复的写意花鸟对明清以来的花鸟画影响极大，传其艺或受其影响者有子陈括、外甥张元举及周裕度、姚裕、葛一龙、吴枝、米万钟、陈嘉言、潘志省、万国桢、叶大年等，其中，万国桢为万历末年广东南海的贡生，擅水墨花卉，写竹与同里朱完（1529—1617）齐名，得东坡遗法，间作翎毛亦工,作品传世极少。《三清图》所绘梅、竹、石及水仙，均参以陈淳淡墨之法，墨韵明净，属典型的文人画。
陈道复的花鸟画放纵但不恣肆，作品灵动，极富文人墨趣，但尚不酣畅淋漓。真正完成泼墨大写意重大变革的是另一大家，那就是继之而起的徐渭。
〔3〕明代后期的花鸟画：泼墨写意与勾画点叶
徐渭(1521-1593)是明末花鸟画的集大成者，同时更是明清花鸟画坛的一座高峰，在之后的若干世纪，几乎都没有人能够逾越。
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一生命途乖蹇，有人将他与法国的凡高相提并论，试图印证两个绘画天才生前所遭受的相同的“待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渭《墨葡萄图》里的自题诗很可说明此点：“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的不幸反而成就了他在诗词、戏曲、绘画上的辉煌业绩。在绘画上则表现为泼墨写意花鸟的充分发挥。他的花鸟兼林良与吴门派之长，更多的融入己意。他的恣肆纵横，他的解衣盘薄，在其泼墨大写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自己认为作画“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又说“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19】。基于此，他以狂草般的笔法，抒发内心的郁闷与愤懑，将思想情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极致，让人透过其画，洞悉到内心蕴藏的潜流。《竹石图》和《瓶花图》反映出他的基本作风。前者泼墨大写意，虽然不及他的《墨葡萄》一般恣肆淋漓，但其挥洒之墨韵、笔法之无拘无碍已非平常画手所及，作者并有题诗曰：“纸畔濡毫不敢浓，窗前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自风波满太空”，可见其胸襟及创作理念；后者仅写一束折枝花卉，随意写就，笔简意饶，正如作者所自谓“墨沈闲涂花裏王”。徐渭亦擅草书，他能以画入书，以书入画，将书与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徐渭的影响是深远的，清代朱耷、石涛、李鱓、李方膺及近代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都受其熏染而卓有所成。
明末另外两个著名的花鸟画家是孙克弘和周之冕。
华亭人孙克弘(1533-1611)取法沈周、陆治，乃吴门派之余绪，所画花卉有粗笔与细笔两种风貌，水墨、设色兼擅，格调高雅；时亦有重彩工细之作，别绕韵致。画史称他“其笔则用枯老之笔行干”，“群卉多以艳态争妍”【20】。《秋艳图》多用细笔，设色淡雅，笔致流丽，类文征明风貌。
周之冕是明末著名的勾花点叶派的创始人，所谓勾花点叶，又称勾（钩）花夹叶，乃钩染点簇，兼工带写。他的花鸟迥别于徐渭的泼墨写意，多为设色，且大多较为工致，但又不同于院体派。王辰谓其“写意花鸟最有神韵，设色亦鲜雅，家畜各种禽鸟，详其饮啄飞止，故动笔具有生意”【21】；王世贞评曰：“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特以嗜酒落魄如李邈卓，不甚为世所重耳”【22】。此评虽有抑彼扬此之嫌，但对于周之冕作品“真”且“妙”之评介还是比较中肯的。作于万历廿七年（1599）的《眉寿图》，写松枝、梅花、翎毛，多得其形，并得其神，虽不是其勾花点叶的作品，但能看出作者的艺术造诣。当时传其艺者有刘奇、王维烈、王礼及婿郁乔枝等。
此外，明末受吴门派影响但不以花鸟见长的画家如程嘉燧、杨文骢、张宏等所绘之花鸟亦别具风貌；山水与人物的大家蓝瑛和陈洪绶所绘之花鸟亦极为难得。
被钱谦益称为松圆诗老的程嘉燧(1565-1644)擅画山水，画史称为“苍润浑穆、意浮于景”【23】，花鸟作品并不多见。作于1630年《松鸡图》为水墨写意，笔墨枯简疏淡，所绘小鸡用笔古拙，不拘泥于形似。此图从整体看，难称上乘之作，这可反映出程氏山水以外的另一种风格。
“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1596-1646)于山水之外，兼擅兰竹，作于1642年的《兰竹石图》用笔简淡，墨气萧疏，论者谓其山水“一种士气，人莫能到”【24】，此兰竹亦如此。
工山水、人物的张宏（1577－1668后）花鸟作品传世较少，作于1629年的《秋塘戏鹅图》以山水为衬景，所绘芦苇、群鹅皆意笔为之，笔意淡远。
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1585-1664后)亦间作花鸟，作于1634年的《兰竹石图》册为写意花卉，意笔草草，未加雕饰。作者自谓法赵孟頫法，但更多的是自己笔意，虽未免流于草率，但已不失神韵。
而以“高古奇骇”著称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8-1652)所作花鸟笔法细秀，造型色彩颇富装饰趣味，画史称他“间喜画树石，皆萧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吴人尤传宝之”【25】。《寒香幽鸟图》似从黄筌写生中得来，设色古雅，画法精细，在晚明花鸟画中尤具鲜明特色。
明代后期的花鸟画彻底完成了由“以形写形”到“以意写形”的完全转变，标志着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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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有当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
【今译】素来怀有当权治世的大志，并且对于政务尤其一丝不苟。
【注释】雅：平素；素来；一向。
（“吏事”有时指刑狱之事。因未提供出处，又没有上下文，不好判断。）
2.（上文：癸酉，祫於太庙，大赦。）男子百岁以上者特推恩命， 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丁。
【出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
【今译】（上文：宋仁宗宗嘉佑四年十月癸酉日，皇帝在太庙里对历代先祖进行大祭，大赦天下。）男子百岁以上的，特别在官爵、赦罪等方面对其广施恩惠。百姓父母年龄达八十岁以上的，免除他家一名壮丁的徭役。
【注释】祫：古代天子或诸侯把远近祖先的神主集合在太庙里进行祭祀。 恩命：谓帝王颁发的升官、赦罪之类的诏命。 复：免除。
3.尔等皆我四朝遗老，涵泳仁化，为日久矣！ 遂介眉寿，郡国以名来上，朕何爱一官，不以为尔宠乎？
【今译】你们都是我身边经历四朝的老臣，沐浴（四代皇帝的）仁慈教化，时日已经很久了！于是祝贺（你们）高寿。地方上将（你们）名字报上来，我为何吝惜一个官职，不拿来作为你的荣耀呢？
【注释】涵泳：浸润，沉浸。原意为潜泳。 郡国：郡和国的并称。汉初，兼采封建及郡县之制，分天下为郡与国；郡直属中央，国分封诸王、侯。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后亦以"郡国"泛指地方行政区划。这里的意思可能是后者，要依其时代确定。 介眉寿：眉寿，高寿，人老了眉毛长，所以称眉寿，多为祝寿之词。介，“助”之意。介眉”、“介寿”、“介眉寿”都是祝寿之词语。 宠：荣耀。
4.左司外郎陈捐言费当出朝廷故也。
【今译】（这就是）左司外郎（官名）陈捐（人名）说费用应当出自朝廷的缘故啊。
5.然吾闻五（吴）道子书（画）鄷都之变，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以法胜，而可以理动者，庖宰可罢，况其天性之爱乎？是未可以厚诬斯人，而县断其必不可告也。
【出处】宋•朱松（朱熹之父）《谕民戒溺女文》。
【全文】自予来闽中，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有法甚明，顾牵于习俗之昏，则虽有法而不能胜。夫法有所不能胜，则亦何俟于吾言。然吾闻吴道子画酆都之变，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法胜，而可以理动者。庖宰且可罢，况其天性之爱乎，是未可以厚诬斯人而悬断其必不可告也。虽然予文之不工，岂能使人读之耸然如见道子之画哉，其亦区区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将有语其子孙者，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也。”或由此也。
【题目涉及部分今译】然而，我听说吴道子画“鄷都之变”（即《地狱变相》图）。京城中的人几个月不敢屠宰牲畜。人固然不能用法律镇服，但却可用情理来感化。（人受到感化，）在厨房中宰杀牲畜的事尚且可以停止，何况那出于人的天性而产生的（父母对子女之）爱呢？因此不能这么重地诬谤这些人，而凭空臆断他们一定不可教化。
【注释】吴道子画“鄷都之变”：道教称酆（丰）都县为阴曹地府之所在地，酆都大帝是阴府地狱的主宰者。变，变现之意。将地狱之各种景象以绘画之方式示现出来，称为地狱变，用以劝善惩恶。据载，吴道子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景公寺之壁上绘出地狱图相时，令京都之观者皆惊惧而不食肉，两都（指长安、洛阳）之屠夫为此而改行。 县断：即悬断，凭空臆断。县通悬。
6.所有逐人衣服襴鞹欲乞于本司常平头子钱内支给置造，仍乞与免入齐（？）之用。诏依，余路依此。
[此段亦不知出处。《宋史•食货志》有：“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卷178），但与此段区别很大，特别是下文，与“诏依，余路依此”毫不相干。文中“入斋”即入学，“斋”指书斋、学舍。]
【今译】所有受逐之人（不明所指）的下衣、下衣、靴子，想请求由本官署常平仓“头子钱”（ 征收租赋和支付钱币时的附加税）内支付购买、制做，还请求免除他们入齐的费用。皇帝下诏依允，令其余各路均依此办理。
【注释】襴：古代一种上下衣相连的服装。 鞹：同鞟，1、皮革；2、用皮革包裹；3、靴子，此处应指靴子。 常平：指常平仓，中国古代为调节粮价、备荒救灾在各地设置的粮仓。始于西汉。
头子钱：唐宋官府征收租赋和支付钱币时的附加税。
7.（上文：余为阅法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常平分余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
【出处】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今译】（上文：我因此阅读了相关法律条例：凡是因为天灾人祸而遗弃的小孩，〈被人收养后〉其父母不得再索取。于是知道了制定此法的也是仁慈的人。那些人既然把小孩丢弃而不养育，那么父母的恩情就已经绝断，如果别人再不收养他们，那么这些小孩又靠谁存活呢？于是，做了数千张空白的契据，把这项法律条例全文记载在上面，印刷给城内城外的保长伍长。凡是得到小孩的人，让他们自己说明小孩是从哪里得来的，在契据上写明交给他们，）并且在簿册上简略记载，让他们按期上报数量，发出契据多的人有赏。并且从常平仓把富余的粮食分出来，酌量发给贫穷的人家，以此作为（收养孩子的）资助。这件事结束以后查考簿册记载，共计发契据给三千八百人，这些数量的孩子都被从填尸沟壑的危险中夺回，而置之于襁褓之中。
【注释】灾伤：由天灾人祸招致的损害。 厢界：城内城外之分界。厢，靠近城的地区。 保：宋以后地方实行保甲制，若干甲作一保。 伍：古代民户编制单位，五家编为一伍。 沟壑，谓填尸于沟壑，指死亡。 襁褓，背负婴儿用的宽带和包裹婴儿的被子。置之襁褓，指弃儿得到养育、关爱。
8.军据提督官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
【今译】军队（数目）依据提督官（统计）按月申报，每半年分类集中申报于提举司。
9.保明根刷，具名申官,
【今译】负责向上申明，彻底追究，在文件上署名申报官府。
【注释】保明：负责向上申明。 根刷：犹根治。彻底追究；彻底搜求。
10.（上文：秘书郎袁甫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积贮。核隐产，增附婴儿局。
【出处】《永乐大典〈残卷〉》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一•婴儿局•录《江州图志》；又见于宋史，文字略异。
【今译】（上文：秘书郎袁甫出任湖州通判，）考察常平仓积弊的根源，以便增加粮食积聚储存；核查隐瞒不报的田产，增设婴儿局。
【注释】隐产：瞒报的田产。 婴儿局：宋代专门的慈幼机构，收养弃婴。嘉定末年，袁甫创于湖州（浙江吴兴）
11. （上文：男女齿二以上，十以下，皆养。养及十二，而能出就衣食者，听。）寒暑予衣，坐卧杂（什）器帐被具，户曹庀之，郡博士提其要，咸定为例。
【出处】《永乐大典〈残卷〉》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一录《江阴志•慈幼局记》
【今译】（上文：男女孤儿二岁以上，十岁以下，都养育〈于慈幼局〉。养到十二岁，而能出外谋生的，听之。）寒暑换季时给予衣服，坐具（凳）、卧具（床）、杂用器具、蚊帐、被子，由户曹备办。府学学官列出（这些事项的）要点，一概确定为以后依照实行的常例。
【注释】户曹：掌管民户、祠祀、农桑等的官署 庀：音pǐ，具备；备办。
过年的特点是什么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节日。它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春节为农历正月初一，俗称“过年”。这种叫法大概起源于周代。因为对于“年”，尧称“载”，夏曰“岁”，商曰“祀”，到了周代才称“年”。“过年”是农业收获后的一个大庆祝日。古书载：“年，谷熟也；从禾、干声。春秋传曰：大有年。”又说：“五谷皆熟曰有年，大熟曰大有年。”五谷丰登，俗称“好年冬”或“好年景”。
我国民间惯用农历，代代相传，未易转移。
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形式。因为历时久远，深入人心，所以形成为固定的习俗。其中主要有：
(1)春联
春联究竟始于何时，虽传说不一，文献难证，但其历史久远，却是毫无疑问的。直至到今天，每逢春节，张贴春联，仍为一项历久不衰的庆祝形式。
(2)春酒
新春饮春酒，由来已久。远在我国战国时代，就有此风。如《庄子》中说：“春月毗巷，饮酒茹葱，以通五脏。”《诗经》中也说：“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张衡赋中还说：“致饮芹于春酒。”由此可见，春节期间饮春酒，不但是欢庆中一大乐事，且有益于身体。
古时所饮的春酒是一种延年祛病的“屠苏酒”或“椒柏酒”，多用中药调制。据说，屠苏酒系华陀所配药方，饮之可以“辟疲疠一切不正之气”。早年我国医学多“寓医药于饮食，以收预防之效”。
(3)迎春接福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广大农村特别重视。《礼记·月令》说：“先立春三日，太史谒天子曰：某日立春盛传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至今有些农村仍有“迎春”之俗。就是在红纸上写“迎春接福”四字，贴于中堂，并陈设果品、五谷，以祀勾芒之神；敲锣打鼓以迎“春牛”。当然这都是古俗了。
灯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灯节，又称.“元宵节”，俗称“十三点灯起，十五上元冥”。灯节前几日为“放灯”，最后一天为“谢灯”。此日家家悬灯结彩，竞放花火；夜间举行灯会，鼓乐齐鸣，龙狮并舞，一派喜乐景象。
关于灯节的起源，北史上有这样记载：“隋柳或见都邑百姓正月十五日作觚戏，上奏曰：‘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阶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带兽面，男为女服，竭资破产，竞此一时，请并禁断’。上可其奏。”这里所说的觚戏，就是一种摔跤游戏。
《汉书·武帝纪》中说：“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
隋朝也同汉代一样，在春节期间举行摔跤游戏，只是隋人选在元宵之夜举行，并且扩大范围，将摔跤游戏演变为“人带兽面，男为女服”，好像现代的化装游行。照柳或奏折所述，“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可谓十分热闹。但“禁断”并未能遏止民间习尚。到了唐代，元宵晚会更发展为盛大的灯节。
另据《明皇杂录》载：“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彩，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烛炬，连属不绝。时有京都匠毛顺、巧思结创，绘成灯楼十二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珍金银，微风一至，铿然成能。其灯为龙凤虎豹之状。”
到宋代，改为放灯五夜。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描述元宵情景，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元宵放灯始于汉，兴于唐、宋。古代农业社会在岁首闲暇之时，官府与百姓同度佳节，张灯结彩，通宵达旦，欢乐之情可以想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人民仍把元宵放灯作为喜庆丰收和抒发欢乐的象征。全国各地多在公园游艺场所举办花灯展览，灯型制作逞奇斗巧，更有电动花灯，人物栩栩如生，尤为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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