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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关于“追溯诗歌源头-《诗经》艺术探究”的开题报告、研究报告’原始材料‘个人小结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
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
（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
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
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
（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
“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
（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
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
（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
“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
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
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
（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
（六）关于《诗经》的韵律。
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
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
“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
（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
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
（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
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
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
（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
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
（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
（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
（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
（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
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
（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
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
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
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
（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
《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
（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
（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
（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
（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
注释：
[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
[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
[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
[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
[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
[8]《美学评林》第一辑。
[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
[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
[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
[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简述明代花鸟画发展线索
中国花鸟画的萌芽状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出现在器物上的花鸟形象，到两汉六朝时期已初具规模。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魏晋南北朝一些画家以花鸟为主题的创作，在著录中已不属少见。唐代时，花鸟画发展为独立画科，并开始走上成熟阶段。唐代著名的花鸟画家有薛稷、边鸾，鞍马画家有曹霸、韩干等。花鸟画至五代、北宋完全成熟。五代以黄筌、徐熙为代表的两种花鸟风格，表明中国画家已能通过不同的选材和不同的手法，分别表达或富贵或野逸的审美意趣。到北宋痹虿��斯�⒒�窕�胛娜嘶�窕�姆忠埃���宋夜�谝黄��窕�畚摹��痘�裥鹇邸贰4撕蠡�窕�冶渤觯�绺褚哺�鞫嘌�1彼蔚拿�矣姓圆�⒋薨住⒄再ァ⑽耐�取1彼沃泻笃冢�诠け噬枭��窦绦�⒄沟耐�保�娜怂���窕�ㄌ乇鹗撬�健八木�印保┖桶酌杌ɑ芟嗉坛鱿钟谀纤渭霸��C�矣姓悦霞帷⒅K夹ぁ⒎ǔ！⑼踉ā⑼趺帷⒖戮潘嫉取C髑迨逼冢�匆饣�窕�鱿植�耍�晌��成嫌肷剿��椒智锷�幕�疲�⑾蚋�苛业厥阈醋髡吒鲂郧楦械姆较蚍⒄埂T谕贫�匆饣�窕�姆⒄狗矫妫�鞔�拿�沂浅麓尽⑿煳迹�宕�拿�矣兄燹恰⑹�魏汀把钪莅斯帧钡取A硗猓�谇宕�墓�⒒�褐校�捎谖鞣交�夜┲肮�ⅲ��戳宋餮蠡�ǎ�膊��艘恍┲形骰�ㄈ诤系幕�窕�髌贰?
〔1〕明代初期的花鸟画：宋元余韵
明代初期一般指洪武、永乐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此时的花鸟画最突出的表现为继承元代水墨画法和宋代院体花鸟。最能代表两种画风的作家莫过于夏昶与边文进。
夏昶（1388-1470）乃被称为画竹“开山手”的王绂（1362—1416）的高足，以墨竹著称，时谚有“夏昶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谓。在永乐中举进士，官至太常寺卿直内阁，故后人称之为夏昶太常、夏昶卿。他继承了元人传统，在其师萧散自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墨色苍润、洒脱自然的风貌。他的墨竹，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在表现风雨中飘舞之竹方面尤见功力。史称其竹“烟姿雨色，偃直浓疏，动合矩度，盖行家也”【4】，从其《奇石清风图》可看出其端倪。该图表现清风轻拂下摇曳偃仰之竹。作者用墨层次分明，笔势遒劲，系其同类作品之佳构。传其衣钵者有魏天骥、屈礿（一作约）、张益、张绪、吴巘、王仪、杨廷端、朱端、何乔福、乔昶、冯起震及婿虞瑛等。其中晚明冯起震（1553－1642年仍在）的《湘江新雨图》，仍然系墨竹，在承继夏氏的同时，也能有所创新。
曾于永乐至宣德初期授武英殿待诏的福建人边文进可称明初院体花鸟的代表，画史称其花果翎毛“妍丽生动，工致绝伦”【5】。他继承宋画院工笔重彩的传统，用笔精细，设色明艳，所绘《雪梅双鹤图》，工整细腻，双鹤施以白粉，梅干及花朵也细致精确，笔墨潇洒。边文进以画花鸟著称，尤以画鹤见长，该图堪称其代表作。其子楚芳、楚善、楚祥及外甥俞存胜、婿张克信等均能传其家学。
与边文进大致同时供奉内廷的缪辅的生平事迹一直史载阙如，从其传世的画作看，他曾供职于武英殿直锦衣镇抚，擅长画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鱼藻图》，上署“武英殿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钤“良佐”、“赴清光”二印，则他为江苏人，“良佐”则有可能为其别字或号。他所绘之鱼藻，多写硕大的锦鲤游弋于深水杂藻间，旁有各类小鱼作衬。锦鲤或跳跃，或昂首，或俯游……各尽其态。《鱼藻图》描写的便是其中锦鲤戏水一景，笔法仍然是两宋院体花鸟一路，工细别致而赋色浓丽。缪辅与其他宫廷画家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在题材上的创新，他能别出心裁，将当时很少为人所关注的鱼藻类生物入图，而且能生动传神地再现锦鲤在水中的各种表现，实属难得。他的生平传记虽然不为人所知，但所绘之各类《鱼藻图》则在明宫廷绘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代初期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画家，那就是以画梅见称的陈宪章录。陈录出生于人文荟萃的浙江会稽，工诗善画，论者将其画梅与同时的冰壶道人王谦（字牧之）相比，并谓“二家虽格意不同，宪章笔力，实过于谦”【6】。《推蓬春意图》系其传世作品中之鸿篇巨制，全用水墨写就，继承了元人如王冕、邹复雷等人的墨梅传统，所绘梅干及枝叶遒劲挺拔，古意盎然，梅花则情态各异，正如杨殿邦题诗所言：“万花飞动墨香迟，写遍南枝与北枝；仿佛罗浮人入梦，一双翠羽欲来时”。该图历经周右、徐世昌等递藏，名人题咏殆遍，实属不可多得之艺术佳构。
这一时期继承元人水墨传统的画家如王绂、姚绶、宫廷画家如周文靖、商喜、倪端、孙隆，浙派画家如戴进等也都擅长或兼擅花鸟。
〔2〕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院体与吴派主导、并存画坛
在中国画各科中，最能体现画家功底与笔力的莫过于花鸟画，同时，最能体现文人笔情墨趣和贯注思想情感的，也莫过于花鸟画。明代中期的花鸟画，在此两方面表现尤甚。
明中期的花鸟画集中体现在以宫廷画家林良、吕纪为代表的院体和以沈周、文征明及弟子陈道复为代表的“吴门派”，两种不同画风的交替并存是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要特色。
南海人林良（约1426-1493后）【7】是广东画史上较早蜚声于岭外的少数画家之一（前有唐朝的张询和南宋的白玉蟾），他一直供奉内廷，对广东画坛的影响并不大，但在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花鸟，介于“写形”与“写意”之间，而以写意为工，开创了明代水墨写意花鸟之先河，画史称其“画著色花果翎毛，极其精巧，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并谓“运笔遒上，有类草书，能令观者动色”【8】。他的传世画作，大多以水墨花鸟为主，如《柳塘翠羽图》，虽然该图之“翠羽”赋以淡色且兼工带写，但就整幅画的主流看仍然是水墨写意，垂柳及杂石已摆脱了当时工笔重彩的习气，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灌木集禽图》、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双鹰图》等均属此类，李梦阳有诗咏曰“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9】，也是指此类画而言。当然，工笔重彩的作品也有，比如《松鹤图》。但该图已在衬景的描写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水墨写意，如花草、松干等。林良在当时花鸟画坛独领风骚，博罗韩荣光称“岭南画史林指挥，断楮残缣此争宝”【10】，连后来以泼墨大写意著称的徐渭也说：“本朝花鸟谁高格，林良者仲吕纪伯”【11】。林良画艺影响既隆，传其艺者自然不乏其人，除了其子林郊外，刘巢云、余姚邵节、常熟瞿杲、江宁殷善等也均执于门下或私淑其艺，成就斐然，清代扬州画派的李鱓也宗法林良，而多得天趣。
与林良并称“南林北吕”、“林良吕纪，天下无比”的另一宫廷画家吕纪（约1439—1505年前）【12】是继林良之后的又一院体花鸟名家，他与林良最大的不同便是其画风仍然以工笔重彩为主，兼擅水墨写意花鸟，而林良正好相反。他初宗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受林良水墨写意影响，自出新意，遂形成赋色明艳、造型生动的艺术风格。相传他曾以绘画立意进谏而得孝宗所赞，画史称其“点染烟润，生意流动，有造化之妙”【13】，其《花鸟图》所绘锦鸡、小雀、翠竹等皆赋色生动，用笔细致，大类南宋院体派，堪称代表之作。吕纪亦擅山水，但不多见。
吕纪的画初时并不为人所知，以至于“凡纪所作，多假书良名”【14】，后来则青出于蓝，声名直盖林良，画史更称其花鸟“设色鲜丽，生意蔼然，为画流所宗”【15】。传其派者有其侄吕高、吕棠、吕远七，外甥叶双石，弟子肖增、刘俊、胡镇等，受其影响或私淑者有陆镒、车明舆、殷宏、郑石、朱端、童佩、罗素、殷善、殷偕、唐志尹等。其中叶双石，本以画山水知著，偶擅花鸟，其《松梅双鹄图》所绘翎毛、松石皆细致生动，设色明艳，能入其堂奥。
同时期的朱芝垝(?-1511)，本为明朝宗室，为三城康穆王，别署“三城王”，唐宪王之子，博通群经，精于绘事，其《竹鹤图》明显为院体一路，设色淡雅而笔致工细，殆受林良影响尤深。
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主要表现于花鸟，可以这样说，林良、吕纪的院画，代表了明代宫廷绘画的最高水平。
水墨花鸟尽管在元代已经初见端倪，但真正开启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的却是以沈周为首的吴门派。
沈周(1427-1509)并不以花鸟见长，他的山水画在明代画史上举足轻重，其写意花鸟同样意义非凡。他从南宋法常（牧溪）处得径，融入元人“墨戏”与淡设色，笔墨凝练而放逸。有论者认为沈周的花鸟画具有里程碑意义，提高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其开创之功甚巨，甚至认为在其之后，明清的所谓正派花鸟画皆在他的画风笼罩之下【16】。他的《荔枝白鹅图》并未署款，仅钤朱文方印“启南”，长期以来未受到垂注，后经徐邦达、刘九庵、启功等鉴定，从其画风定其真迹无疑。该图以没骨法画荔枝，施以淡色，白鹅兼工带写，风格秀雅，当为早年杰作。沈周晚年则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稳中求放，简洁清润。
吴门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文徵明(1470-1559)的花鸟画同样成就卓群。他曾师事沈周，受其影响，而以工致取胜，细秀处突过乃师。擅画山水、花鸟，书法亦自成一家。传世作品中山水、书法居多【17】，花鸟虽少，亦自不俗。《芙蓉图》可作为花鸟画风之代表。该图细致入微，与院体派最显著的不同便是，文氏融入了文人的笔墨情趣，并有题诗曰：“九月江南花事休，芙蓉宛转在中洲。美人唤隔盈盈水，落日还生渺渺愁。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思□驾兰桡去，满目烟波不自由”，将芙蓉拟人化，表现出一种文人所特有的雅人深致。后有彭年、文伯仁、王安鼎等三人题跋。
文征明传人甚众，能自立门户、独辟蹊径而成一代大家的有陈道复。
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的陈道复(1483-1544)擅画花鸟，兼工山水。写意花鸟出自沈、文而纵逸过之，水墨淋漓，兼用淡色而妙趣天成。论者谓其“一半花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18】，可谓得其笔墨三昧。《牡丹绣球图》和《栀子花图》代表其基本画风。前者设色淡雅，随意点染，不假修饰，作者并有题诗曰：“春事时正殷，庭墀斗红紫；弄笔写花真，聊尔得形似”，极尽文人墨趣；后者纯以水墨晕染，兼钩代写。两图分别代表了他的两种不同花鸟画风。
陈道复的写意花鸟对明清以来的花鸟画影响极大，传其艺或受其影响者有子陈括、外甥张元举及周裕度、姚裕、葛一龙、吴枝、米万钟、陈嘉言、潘志省、万国桢、叶大年等，其中，万国桢为万历末年广东南海的贡生，擅水墨花卉，写竹与同里朱完（1529—1617）齐名，得东坡遗法，间作翎毛亦工,作品传世极少。《三清图》所绘梅、竹、石及水仙，均参以陈淳淡墨之法，墨韵明净，属典型的文人画。
陈道复的花鸟画放纵但不恣肆，作品灵动，极富文人墨趣，但尚不酣畅淋漓。真正完成泼墨大写意重大变革的是另一大家，那就是继之而起的徐渭。
〔3〕明代后期的花鸟画：泼墨写意与勾画点叶
徐渭(1521-1593)是明末花鸟画的集大成者，同时更是明清花鸟画坛的一座高峰，在之后的若干世纪，几乎都没有人能够逾越。
自号“青藤道士”的徐渭一生命途乖蹇，有人将他与法国的凡高相提并论，试图印证两个绘画天才生前所遭受的相同的“待遇”。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渭《墨葡萄图》里的自题诗很可说明此点：“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的不幸反而成就了他在诗词、戏曲、绘画上的辉煌业绩。在绘画上则表现为泼墨写意花鸟的充分发挥。他的花鸟兼林良与吴门派之长，更多的融入己意。他的恣肆纵横，他的解衣盘薄，在其泼墨大写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自己认为作画“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又说“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19】。基于此，他以狂草般的笔法，抒发内心的郁闷与愤懑，将思想情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极致，让人透过其画，洞悉到内心蕴藏的潜流。《竹石图》和《瓶花图》反映出他的基本作风。前者泼墨大写意，虽然不及他的《墨葡萄》一般恣肆淋漓，但其挥洒之墨韵、笔法之无拘无碍已非平常画手所及，作者并有题诗曰：“纸畔濡毫不敢浓，窗前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自风波满太空”，可见其胸襟及创作理念；后者仅写一束折枝花卉，随意写就，笔简意饶，正如作者所自谓“墨沈闲涂花裏王”。徐渭亦擅草书，他能以画入书，以书入画，将书与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徐渭的影响是深远的，清代朱耷、石涛、李鱓、李方膺及近代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都受其熏染而卓有所成。
明末另外两个著名的花鸟画家是孙克弘和周之冕。
华亭人孙克弘(1533-1611)取法沈周、陆治，乃吴门派之余绪，所画花卉有粗笔与细笔两种风貌，水墨、设色兼擅，格调高雅；时亦有重彩工细之作，别绕韵致。画史称他“其笔则用枯老之笔行干”，“群卉多以艳态争妍”【20】。《秋艳图》多用细笔，设色淡雅，笔致流丽，类文征明风貌。
周之冕是明末著名的勾花点叶派的创始人，所谓勾花点叶，又称勾（钩）花夹叶，乃钩染点簇，兼工带写。他的花鸟迥别于徐渭的泼墨写意，多为设色，且大多较为工致，但又不同于院体派。王辰谓其“写意花鸟最有神韵，设色亦鲜雅，家畜各种禽鸟，详其饮啄飞止，故动笔具有生意”【21】；王世贞评曰：“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特以嗜酒落魄如李邈卓，不甚为世所重耳”【22】。此评虽有抑彼扬此之嫌，但对于周之冕作品“真”且“妙”之评介还是比较中肯的。作于万历廿七年（1599）的《眉寿图》，写松枝、梅花、翎毛，多得其形，并得其神，虽不是其勾花点叶的作品，但能看出作者的艺术造诣。当时传其艺者有刘奇、王维烈、王礼及婿郁乔枝等。
此外，明末受吴门派影响但不以花鸟见长的画家如程嘉燧、杨文骢、张宏等所绘之花鸟亦别具风貌；山水与人物的大家蓝瑛和陈洪绶所绘之花鸟亦极为难得。
被钱谦益称为松圆诗老的程嘉燧(1565-1644)擅画山水，画史称为“苍润浑穆、意浮于景”【23】，花鸟作品并不多见。作于1630年《松鸡图》为水墨写意，笔墨枯简疏淡，所绘小鸡用笔古拙，不拘泥于形似。此图从整体看，难称上乘之作，这可反映出程氏山水以外的另一种风格。
“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1596-1646)于山水之外，兼擅兰竹，作于1642年的《兰竹石图》用笔简淡，墨气萧疏，论者谓其山水“一种士气，人莫能到”【24】，此兰竹亦如此。
工山水、人物的张宏（1577－1668后）花鸟作品传世较少，作于1629年的《秋塘戏鹅图》以山水为衬景，所绘芦苇、群鹅皆意笔为之，笔意淡远。
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1585-1664后)亦间作花鸟，作于1634年的《兰竹石图》册为写意花卉，意笔草草，未加雕饰。作者自谓法赵孟頫法，但更多的是自己笔意，虽未免流于草率，但已不失神韵。
而以“高古奇骇”著称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8-1652)所作花鸟笔法细秀，造型色彩颇富装饰趣味，画史称他“间喜画树石，皆萧疏有致，其墨梅最工，吴人尤传宝之”【25】。《寒香幽鸟图》似从黄筌写生中得来，设色古雅，画法精细，在晚明花鸟画中尤具鲜明特色。
明代后期的花鸟画彻底完成了由“以形写形”到“以意写形”的完全转变，标志着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厦门有哪些特产
厦门有各种亚热带瓜果、馅饼、鱼皮花生、菩提丸、青津果、厦门珠绣、漆线雕、厦门彩塑、厦门瓷塑、香菇肉酱、厦门药酒、海产干货等。
厦门珠绣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装饰性工艺品。以新颖别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见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厦门珠绣产品有珠拖鞋、珠挂图，珠绣包等一百多个品种。这些产品均采用闪亮夺目，五彩缤纷的玻璃珠子和电光胶片，运用凸绣、平绣、串绣、粒绣、乱针绣、竖针绣、叠片绣等传统的工艺手法、绣制出浅浮雕式图案。全珠图案构图严谨、密不容针；半珠图案优雅秀美，清新悦目。珠绣挂图《厦门海堤》、《南京长江大桥》、《龙凤戏珠》等，构图清新，设色柔和，景物逼真，层次分明，参加过全省、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并被选为礼品赠送国际友人。珠绣拖鞋，绣工考究，样式大方，品种多样，穿着舒适。有的鞋面纯系玻璃珠子绣成，有的则在丝绒面上用彩珠绣成珍禽花卉等各色的图案，绚丽多彩，柔软舒适，尤其是夜间穿用，在灯光照射下，熠熠闪烁，光彩耀人。厦门珍珠拖鞋，以其设计新颖，造型别致工艺精细，风格独特，受到国内外客商好评。
漆线雕是厦门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便被应用于佛像装饰。早在几百年前漆线雕像就驰誉中外，远销东南亚各国。漆线雕是以精细的漆线经特殊的制作方法缠绕出各种金碧辉煌的人物及动物形象，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多。过去，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近年来，已发展到装饰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琳琅满目。目前，厦门工艺美术厂把漆线雕与陶瓷结合起来，创作、生产了线条陶瓷作品。如线条瓷塑《郑成功》，参加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并被选送到日本展出，获得好评。小件漆线雕工艺品用绫缎制成盒子包装，小巧玲珑，便于携带，是旅游纪念、馈赠亲友的佳品。
特产介绍
厦门盛产花生、水果；沿海多产鱼、虾、蜊、蟹、鱿鱼、文昌鱼。是我国文昌鱼故乡之一。主要特产有各种亚热带瓜果、鱼皮花生、花生酥、菩提丸、青津果、馅饼、文昌鱼、香菇肉酱、海产干货等。
文昌鱼 ：是厦门的名贵特产，俗名鳄鱼虫，主要产地在厦门同安浏五店。文昌鱼体形小，顶多五六厘米长。全身半透明，头尾两头尖，是高级鱼品，其肉质鲜嫩，味道清津甜美，制成干品，有一二年的保存期，是理想的旅游购物佳品。
青津果 ：以橄榄为原料，配以甘草、糖水制作而成，甜酸适度，咸淡可口，芳香四溢，有消积解胀，醒酒去腻，止晕抑吐，爽身养脾之效。
菩提丸 ：是将橄榄与砂仁、豆蔻、肉桂、沉香等多种名贵中药和糖水一起熬制而成，吃来香甜可口，而且有增进食欲，止吐散滞，消除腹痛之功效。
香菇肉酱 ：厦门罐头厂生产的水仙花牌香菇肉酱罐头，配方采用新鲜猪肉、上等豆、香菇、辣椒、葱头、蒜头等 12 种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制作过程中，严格按照配方和配制时间的要求，逐锅逐锅地计量下料，认真掌握火候，加工迅速，装罐及时，使各种原料保持各自固有的风味。
厦门馅饼 ：厦门馅饼分两种。甜饼是以绿豆沙为馅，加猪油，白糖烘得。咸饼是以肉丁为馅，加猪油白糖所制。皮酥馅靓用来形容厦门馅饼，毫不夸张。
鱼皮花生 ：是选用特级面粉、白糖和其他优质配料为表皮、内包上等花生滚合烘制而成，它选料严格，工艺讲究，具有得香郁酥脆、咸中带甜的风味，为上等菜料。
肉松 ：鼓浪屿的 “ 黄金香 ” 肉松、肉脯，绝对算得上是厦门的知名特产。老人和幼儿因牙齿不齐，用肉松肉脯下稀饭是再好不过了。肉松的特点是明摆着的：金黄色，香喷喷，条条肉丝，团团簇簇，送到嘴里，无需多咀嚼，立马柔软散化，满口香甜。而肉脯更是一遇到口水，还来不及嚼一下，早已化成糊状。因此，人们往往用它们来给幼儿下稀饭。
花生酥 ：又名 “ 贡糖 ” 。主要原料是花生仁和砂糖，制作时先将花生仁炒熟去膜，和糖煮过，然后捣碾成酥，轧拉成型后，切成小块。食用时，应小心剥去包装纸，轻轻放入口内，入口即化，甜而不腻，香可喷颊，除呷茶时品尝，亦可作咸光饼面点的夹心料，产品远销国内外。
龙眼干 ：是同安的特产，粒大、皮薄、肉厚、清甜爽口。过去是上奉封建帝王的贡品，现在是中外游客竞相争购的佳果。同安是全国六大龙眼产地县之一，生产的龙眼干远销国内外。
厦门景色中，鼓浪屿的名气最大，素以 " 海上花园 " 的美称享誉中外，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岛上岗峦起伏，错落有致，最高峰日光岩是厦门的象征。说鼓浪屿是 " 万国建筑博览 " 一点也不为过，在弹丸之地的小岛上荟萃了上千座风格各异、中西合壁的中外建筑。在你饱了眼福之外，一定还想饱饱口福。那就说说厦门的特产吧，厦门著名的生产厂家都是百年老店，当然，还没机会来厦门品尝特产或者对厦门特产留恋的朋友．
厦门景点
日光岩
日光岩位于鼓浪屿中部偏南的龙头山顶端，原名“晃岩”，后来人们将“晃岩”的“晃”字拆开，叫成日光岩。 日光岩 海拔92.68米，为鼓浪屿最高峰，岩顶筑有圆台，站立峰巅，凭栏远眺，鹭岛风光尽收眼底。涉足龙头山山麓，但见一峭壁，刻有“鼓浪 洞天”、“鹭江第一”、“天风海涛”等大字，此为旧时厦门大八景之一。进入山门，有巨石掩覆的莲华庵。沿途通幽曲径，可见两旁峭壁有许多骚人墨客的摩崖石刻。山中峰腰怪石磷峋，在疏疏落落的树林中留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屯兵鼓浪屿时构筑的“水操台”和“龙头寨”等遗址以及新辟的“郑成功纪念馆”等建筑身临其间，思古抚今，令人感慨万干。游客从岛上轮渡码头下船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进入该景点。
环岛海滨浴场
厦门由于是海岛城市，沿海四周的沙滩特别另丰富，仅鼓海屿周围就有很多经常使用的自然的海滨浴场。最常用的有：大德记海滨浴场，皓月园内海滨浴场、美华海滨浴场、观海园海滨浴场、港仔后海滨浴场等。
厦门博物馆
您如果站在厦门市区内任何一个居高的地方。一眼望去，就可见到鼓浪屿有两个突出的标志：屹立鹭江第一峰的日光岩和雄视厦鼓海峡的八卦楼，八卦楼的原主人林鹤寿，是菽庄花园原主人林尔嘉的堂兄弟，始建于一九零七年，现己作为厦门博物馆。因该楼圆圆的红顶楼盖独具特色，有八卦形状，便被人们称为八卦楼。 博物馆分为“厦门历史”、“特区建设”、“友好往来”、“馆藏瓷玉”、“体育明星”五个陈列室，展品一千多件。这个综合性地方博物馆，是了解厦门的窗口。
郑成功纪念馆
郑成功纪念馆位于日光岩景区内，建于1962年1月。全馆分为七个部分，展出各种文物、资料、照片、雕塑、模型三百多件，比较系统地展示了郑成功的生平事迹。
鼓浪屿音乐厅
从繁华的商业街龙头路直接步行即可到达音乐厅。音乐厅占地约3500平方米，主体建筑掩映在古老的樟树及榕树下，一年中常常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室内乐、古典音乐演奏会等，常常有一些国外知名音乐家或者专业团体前来献艺，也是众多音乐爱好者们交流的理想天地。
万国建筑博览
称鼓浪屿是“万国建筑博览”一点也不为过，在弹丸之地的小岛上荟萃了上千座风格各异、中西合壁的中外建筑。这里有我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闽南风格的院落平房，有被称为“小白宫”的八卦楼，有小巧玲珑的日本房舍，也有十九世纪欧陆风格的西方领事馆，还有堪称江南古典园林精品的菽庄花园...... 林林总总可以说鼓浪屿是一部说不完道不尽的建筑百科书，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已成为当今一种宝贵的重要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毓园
毓园从皓月园一侧的漳州路或者复兴路都可以到达毓园。这座恬静美丽的园林 景观是为纪念卓越的人民医学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教授，于一九八四年而建的。 毓园的建筑，布局自然，园中屹立着林巧稚大夫的汉白玉雕像，建有 “林巧稚大夫生平事迹展览室”，邓颖超同志亲手在园中种植的两珠南洋杉，象征着林大夫秀逸高洁的品格。
琴园
琴园乃浸透着文化艺术韵味的观赏游览区，位于鼓浪屿英雄山上，可与东面的日光岩相望，有旋律广场、琴思广场、怡韵楼、流音园、余悠门等，可谓处处 与钢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鼓浪屿上诞生过许多音乐才子和钢琴诗人，岛上钢琴居全国之冠，所以，早被誉为“钢琴之岛”、“音乐家的摇篮”，特别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沿着街口小巷信步漫行、经过之处，会不时地从居家小楼、庭院的深处飞出优雅的钢琴乐曲和小提琴那如歌的琴声,实在是会使人乐不思归。
皓月园
皓月园位于鼓浪屿东部，覆鼎岩海滨，占地二万平方米。为了纪念郑成功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在此建造了郑成功纪念园。 郑成功巨型石像已于1985年8月27日落成。这位虎将之雄威，从此永驻覆鼎岩上。雕像高15.7米，重1617吨，由23层625块“泉州白”花岗岩精雕组合而成。覆鼎岩海拔29.5米，向海中延伸30米，地形险峻，气势磅礴，它与海中的剑石、印斗石鼎足而立。 如今，覆鼎岩上临海顶天立地的郑成功雕像成为园中的主体建筑，它也是中国历史人物雕像中最大的一座。园内青铜大型群像浮雕，再现了当年郑成功挥师东渡，驱荷复台的历史场面。皓月园景色迷人，明代建筑特色与海滨的沙鸥、树木、海景山色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图画。从岛上的轮渡码头向左走仅五分钟左右的行程即可进入园内。
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建于1913年，位于鼓浪屿岛南部，面向大海，背倚晃岩，东临观海园旅游村，西眺港仔后海滨浴场，原是地方名绅林尔嘉的私人别墅，是园主人他的字叔臧的谐音命名的。1955年献作公园。菽庄花园利用天然地形，借山藏海，巧为布局。全园分藏海园、补山园两部分，各造五景。藏海园五景为：眉寿堂（又名淡瀛轩）、壬秋阁、真率亭、四十四桥、招凉亭；补山园五景为：顽石山房、十二洞天、亦爱吾卞、听潮楼、小兰亭。以后又陆续建了小板桥、渡月亭、千波亭、熙春亭、茅亭、伞亭等。菽庄花园新近扩大三千多平方米面积，除修复顽石山房（原园主人的书屋）外，另有“听涛轩”、“蛇岭花苑”等 景致。 园内蜿蜒的“四十四桥”，仿若履波；倚山建的假山，即“”十二洞天”，迂回相通，上下盘旋，别有风趣。园内各景互为补充，错落有序，浑然一体； 园在海上，海在园中，它既有庭院小园的精巧雅致。又有浪飞鸥翔的雄浑壮观；动静对比，相得益彰，游人至此，流连忘返
关于七月的诗句
石梁茅屋有弯_，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僧舍清凉竹树新，初经一雨洗诸尘。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7月的蓝天挂着火球般的太阳，云仿佛被太阳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人真的到了七月的炎夏，烈日如火，让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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