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仙牵着“红比”走过长长的有点斜坡的小巷道。巷道虽然窄仄，却也是店铺毗连，一个个皮匠、成衣匠、鞋匠埋头在自己的店铺里忙碌着。赵应仙并不是太羡慕他们能够天天待在家里，呆在老婆、孩子身边。再说，除了会拉拉琴自得其乐一下，赵应仙并不会其他技能。他的祖上只传给他走西藏做生意这门糊口谋生的本事，他只有上他的路。
巷道尽头一个急拐弯后，就是丽江城里著名的大石桥，踏过平缓的桥面，很快就到了丽江城的中心四方街。在这片好几亩大的四方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十家商号和店铺。形形色色的货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流淌到四面八方。
据说，丽江古城的形成，尤其是形成它那独特的格局，就是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不像中原文化所产生的城市格局，如以权力机构为核心，并形成中轴线，然后严格按有关规矩和等级制度，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大小尊卑有序排列，左右对称。它也没有任何欧化的影子。
丽江纳西人都把丽江古城叫做“巩本知”，“巩本”在纳西语里是仓廪之地的意思，“知”就是“街子”，也就是集市。由此可知，像云南的许多城镇一样，丽江古城也是由道路驿站而逐渐形成的物资集散地，最终人烟辐辏，成为了远近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导致丽江成为城市的道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
从地理上看，丽江位于滇藏川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所以，它历来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重要关口。历史上的滇藏川贸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等的交流都在这里汇集。丽江古城的形成，直接与马帮的活动有关。
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清嘉靖年间，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从那以后，丽江人自己和其他人就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藏区做生意的人们叫做“藏客”。像大研镇人李萌孙就将商号设在了拉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被藏族人尊称为“聪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者越来越多，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杨家的“永聚兴”等等，后来更发展到30多家。据一些资料统计，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滇藏印茶马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家之多。
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大批西藏的马帮将丽江作为进入内地进行贸易的中转站，而各地的马帮也将丽江作为进入西藏、印度的中转站，像大理喜洲帮的“永昌祥”，保山、腾冲腾越帮的“洪盛祥”“茂恒”，鹤庆帮的“恒盛公”，中甸帮的“铸记”，都在丽江开设分号。浩浩荡荡的马帮的来往，必然对丽江古城的建筑格局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商旅云集，才使得丽江坝子里原本是一些各自相对独立的村落逐渐联合成了一座城市。在过去，丽江城的街道大都叫什么什么村，如乌伯村、托村(现在的福慧路、民族广场一带)、积善村、双善村等等。现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叫村了，但当时一些村名沿袭到今天，就成了现在街巷的名称，如“积善巷”“现文巷”等等。
那时各地来丽江的马帮就习惯性地聚集在一个个已经连成一片的村里。像城北的双善村，就是藏族马帮最喜欢落脚的地方。而大理来的行商，一般就住在一个叫“建洛阁”的巷子里。纳西语里将大理称为“建洛”，“建洛阁”意即大理行商住的巷。
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古风的丽江古城，至今仍然是许多游子心目中的理想境地。她之所以具有那种别的地方都已经缺乏的怀旧情调，大概跟已经消失的马帮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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